钱理群南师大附中讲话《我的教师梦》
 我作为附中的一位老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做一个汇报。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１９５６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从２１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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