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

        ——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

       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的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

       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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