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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们在乡下的庄园里都有舒适的藏式别墅。但他们很少来住，老爷们一般携带妻儿在拉萨做官和享受。

　　在庄园替老爷们管理农奴的是代理人，或叫管家。管家不仅要监督农奴们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充任基层官员征收税赋。为了使自己能中饱私囊，又能让城里的老爷太太们满意，代理人常常私自加大地租和税额。完全不懂计算的农奴们自然也不知道残酷的盘剥为什么又加重了一层。庄园里的管家就是地方官吏，农奴们无权对他们提出质疑。

　　由管家差遣、直接为领主服务的是家养奴隶，叫朗生。朗生不算人，只被当做一种会说话的家畜。他们为领主磨糌粑、捻毛线、织藏式呢子，做靴子，放羊、背水。朗生的身份是世袭的，朗生的后代还是朗生。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由主人处置，政府不会过问。很多农奴对那个制度记忆犹新。

　　政教合一时代的西藏嘎厦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很大，惯用混杂的习惯法，这包括佛教的教规戒律、古代法典以及三大领主自定的惯例。

　　在作为法律基础的旧西藏各种法典中，人被分为三级九等。法典的“杀人命价律”中写着上上等人无价，而下下等的妇女屠夫赔偿命价是一根草绳。在实际生活中私刑普遍存在。

　　在布达拉宫的下面还有旧西藏政府的监狱。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拉萨市内的朗仔厦监狱。这里的景象使人想起欧洲宗教裁判所或者伦敦塔、巴士底狱一类的词汇。这是一个锁住四个犯人腿脚的木枷，他们只能躺在潮湿的地上。

　　西藏档案馆里保存的文书、档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社会。

　　旧西藏的惩罚非常残酷。官员们常用的手段有断肢、割断手腕、脚筋、挖眼、割舌等等。西藏监狱不供应伙食，而是让犯人带着镣铐沿街乞讨。这些情形曾经被世界各国的目击者证实。

　　当然，看到这种情况的中央政府官员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是根据十七条协议，他们只能等候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然而和平解放毕竟给五十年代的西藏增添了很多新的气象。

　　一些拉萨上层的男女青年们组织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和宣传十七条协议。拉萨修建了新的电站，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国家开办了新商店，藏族人民生活所必须的盐、茶和棉布绸缎的价格大幅度降低。人民解放军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也为了提高西藏的生产技术，开荒办起了示范农场，招收穷苦的流浪乞丐，教给他们新的劳动技能。五十年代初，西藏有各种新鲜的事物不断出现，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喜悦。

　　人们喜悦的高潮无疑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１９５４年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众多的工匠为他们赶制精美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人到拉萨河边欢送达赖启程到北京。

　　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西藏的公路上坐上了汽车旅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乘坐了飞机和火车之后，终于到达了北京。他们在车站上受到了规格很高、隆重热烈的欢迎。

　　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铭文写着：１９５４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幅金轮，籍表无上颂祷。

　　主张的渐变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亲切交换意见，他们像是很亲密的老朋友。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发言，达赖喇嘛讲述了西藏工作情况，显得热情洋溢。

　　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达赖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在结束了这次令人兴奋的会议之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参观，内地的确比西藏富裕、先进。爱好机械的年轻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要把西藏建设成象祖国内地一样富裕而先进的地方。

　　１９５５年，为了表达他的心情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主席比做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的领袖象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１９５６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即将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陈毅元帅对达赖喇嘛和筹委会的工作很满意。在成立大会期间，热情高涨的各界人士认真地讨论，推选达赖喇嘛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班禅喇嘛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西藏僧侣人民怀着热切的期望，等待着达赖喇嘛更好地和中央人民政府合作，把他们带进一个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年轻的达赖喇嘛积极热情地投入筹委会的工作，他经常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相当活跃。

　　一切似乎都是从此开始变化的，１９５６年冬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２５００年的纪念活动，而这里有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也在这里，从一开始他们就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又开始动摇了，有了不回西藏的打算。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他谈了话。又同他的随行官员中的负责人都分别见了面。

　　达赖喇嘛又一次决定返回拉萨，但是他很犹豫，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印度走回拉萨。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十分慎重的。然而，中国其他省份藏区的人民迫不及待地要求对旧有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他们一起控诉旧制度对他们的压迫和伤害，兴高采烈地烧掉了纪录他们所欠债务的账本。受到了冲击的大小领主们一部分跑到拉萨去寻求达赖喇嘛的庇护和支持。一部分在当地策划煽动武装叛乱。

    宣布“西藏独立”

    此时的美国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１９５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召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让他们回到西藏，在那里制造恐怖和麻烦。这些特务的具体组织者是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晋美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晋美土登诺布本人也接受了这种训练。后来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分批训练了１７０人的“康巴游击队”。

    美国人通过边境偷运或空投武器给这些回到西藏的特工人员，让他们马上就干。

    很快这些人就开始在西藏发挥作用，除了他们自己去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和部队之外，还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和叛乱武装“卫教军”，并煽动人们和他们一起干。

    募集资金捐献金宝座的是一个叫“四水六岗”的政治军事组织，主要以从四川省藏区逃亡出来的叛乱分子组成，他们借在街头公开募捐扩大影响，并把做金宝座多余的钱充为叛乱经费。

    叛乱分子在达赖喇嘛的默许下公开地进行煽动和袭击活动。一个自称是“人民议会”的组织甚至在拉萨张贴了征兵令。

    大批西藏中上层开明的人士避入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机关，大多数拉萨居民关门闭户，以躲避危险。这时的拉萨很象一座空城。

    正式叛乱的导火索是因为达赖喇嘛提出观看演出的事情引起的。１９５９年２月，达赖喇嘛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军区领导人表示欢迎并请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３月８日，达赖喇嘛确定３月１０日下午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但是，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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