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责任正演变成无限责任

    “老师如果任由自己的责任心做事，早晚会被‘责任’这两个字累死。我决不让我的儿子再当老师。”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老师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不少有孩子的教师正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树立更为“远大”的理想，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再当老师了。

　　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

　　“从知道当老师那天起我就不自觉地背起了这个责任”，参加工作11年的魏东盈老师说。

　　“第一天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双渴望的眼睛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要把他们教育成才的冲动。”回忆当时，魏老师嘴唇有些轻轻地颤抖，“我知道这就是责任”。

　　和魏老师一样，不少老师从站在讲台上那天起便不知不觉地“严于律己”起来。别人可以适时地偷个懒，老师不行；别人可以不高兴时发个牢骚，老师不行；别人可以在不太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做点儿小坏事，老师不行……老师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老师在孩子们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如果没有极强的责任心，不仅会误人子弟，“我们首先就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快到退休年龄的张琳老师说。

　　就为了这个良心，不少教师自觉地让自己做得更多。

　　然而，这个责任似乎有了越来越重的趋势。

　　上个学期，魏老师班里两个学生放学时互相推搡，一个孩子倒地小腿骨折。因为“出事的地点就在学校门口”，骨折学生的家长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们并不是不想管学生，只是这一管就没边儿了”。

　　据了解，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取消了春游和秋游，不少学校的体育课也把“跳山羊”等危险运动取消了。只要一到课间，魏老师就守在自己班教室门口，为的就是“尽职尽责”地保护学生的安全。

　　“教师的有限责任正在演变成一种无限责任。”张老师说。

　　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 教师在透支健康

　　“现在社会上在宣传孟二冬，他确实是个好教师，但其实在我们普教系统这样的老师还很多。”在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担任校长的孙立老师说，他们学校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职业病。

　　“我们不是不想休息，是根本不敢休息。”魏老师说。

　　今年魏老师一个50岁的同事得癌症离开了人世，还有两个同事不到五十就得了冠心病，好几个将要退休的老师已经成了“药罐子”。“看着这些老师，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悲惨的未来”，魏老师说。

　　即使这样，老师们仍然不舍得专门拿出时间来休息，除非病倒了。

　　身为班主任的魏老师给记者描述了她典型的一天。

　　早上6：30来到学校上早自习，然后上课，课间到教室巡视，自己没课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判作业，不过这时通常会有其他科目的老师找到自己，跟她交流自己班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中午要看着在学校吃饭的学生吃饭，以免他们把吃不完的食物随手乱扔，而自己则要一点左右才能吃上饭。之后又开始了同上午相同的过程。学生下课后，还有打扫卫生、各种选修课、兴趣班，所有这些结束了也就到了下午六七点。这时距魏老师早上从家出门已经十二三个小时了，还不算给学生补课的时间。

　　晚上回家以后，魏老师还要备课、改作业。“有人形容我们睡得比猫少，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跑得比马快”，魏老师说，这种描述也许有些夸张，但却形象地反映出了普通教师的生活。

　　“近两年我们也意识到了老师的健康问题”，担任校领导的孙立老师介绍，从去年起他们学校规定，每天下班前半小时是老师锻炼身体的时间。刚开始，老师们还能坚持，但是慢慢地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少。每天校领导要挨着办公室去动员，老师们却说：“我们知道学校是为了我们好，可是我们都出去锻炼了，剩下的活儿谁帮我们做，您就别给我们增添负担了。”

　　竞争无止境减负让教师的负担明降暗升

　　如果说班主任的工作强度来自每天披星戴月地工作，那么普通老师的压力则来自日常教学。

　　“虽然上面规定评价学校不能只看分数，可每到高考（高考新闻，高考说吧）结束，区里都会把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列出来，这些学生的学校就列在后面。”孙立老师说，“这不明摆着还是要我们向分数看齐吗”？

　　学生的成绩好，老师评级就容易，奖金也会高。

　　于是，学生的分数事实上成了衡量老师工作质量的最主要指标。老师们表面上和和气气，其实暗地里都在较着劲儿，生怕自己班学生的成绩不如别人。

　　比了考试成绩还要比学科竞赛成绩，没得比了就比纪律，比运动会成绩……

　　“这种竞争无休无止，只要想分出高下，你总能找出和别人竞争的项目”，张老师说。

　　但对副科老师来说，连参与这种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我还是希望成为正课老师，至少我可以有一个跟别人竞争的资格。”魏老师说。

　　魏老师除了班主任工作外，还教一个年级的政治课，一周12节。

　　今年5月，魏老师教的政治课就结业了。从5月到放假的两个月时间里，魏老师清闲了。

　　“确实是难得清闲，可这两个月的收入也大不一样”，魏老师说，因为没课学校就不发给她结构工资，奖金也没份儿。

　　这个结构工资可不容轻视。据知情人透露，北京市一些还算不错的学校，一个普通老师的“结构”大概有四五千元。

　　工资缩水还是小事，关键是副科老师在评级、评职称上也受很大影响。

　　魏老师1994年大学毕业，在北京一所郊区学校工作，工作12年了她的职称仍然是“初级”，而她的同学绝大多数早已经是中级了。“评级、评职称的时候中考成绩是一个挺大的加分指标，我是副科老师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为了自己的前途，魏老师现在又报了个英语大专班，每个周末她都要从郊区赶到市里的学校上课，“我的不少同学早就想办法转成主科老师了。我现在30多岁，再不改损失就太大了”。

　　魏老师还有一个6岁大的女儿，父母的身体也不好，但是她还是决然地把自己逼到了没有一点休息时间的境地。据她说，现在她这个年龄的教师，不少都跟她一样。“我们经常和女儿开玩笑，妈妈是要把咱们家打造成学习型家庭”。

　　有人说，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老师只要把课教好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现在的课可不像以前那么好教了”，已经教了30年书的张老师介绍，这些年教材经常变，而且不少教材的适用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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